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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el Finkelstein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columnists/daniel_finkelstein/article5798655.ece

 

英国的大选也不远了。保守党的领袖大卫卡麦隆目前支持率最高，最有可能成为下一届首相。Daniel Finkelstein把心理学大师费斯汀格的分析引申到对英国政治的分析中来，也颇为有趣。

要赢得权力，政治家们不敢离公众所能接受的太远。但是要保持权力，他们也许不得不这么做。

 

里奥 费斯汀格脾气暴戾，许多他的学生都被吓得不敢选他的课。连他的朋友都这么说。但是他们也承认，招人讨厌也是造就他天才的部分原因。他总能清晰客观地看到别人的怪癖。

1950年代，费斯汀格引导过一系列实验，后来40多年都影响甚大。最近关注英国选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现代政治。

1954年，费斯汀格的学生们发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极其无聊且不断重复的课题。他们被买去撒谎——劝说其他人这项课题非常迷人，他们也应当加入。

费斯汀格发现，当他仅仅付给学生们一点钱的时候，他们愿意做点额外的事：在头脑中重新评估这个项目，并且开始认为它确实非常有趣。但如果他付很多钱的话，学生们根本不会费劲去重新评估。

为什么？那些拿了很多钱的学生，很乐意撒谎。他们很容易对自己解释，“我撒谎因为收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很多钱，学生们就无法用这个借口撒谎。所以他们在脑海里把这个体验百般润饰，直到不再认为这个项目无聊，从而无需撒谎。

这种令人绝望的合理解释自己行为的欲望，在费斯汀格的理论里被一次次的揭示了。1960年代“烟”君子们的行为，是另一个例子。当研究最初揭示香烟的危害非常巨大时，与不抽烟的人相比，“烟”君子更倾向于不相信。

政治学家们称这为“选择性接受”。最近劳工党[1]下议院议员Jon Cruddas最近阴差阳错地认为老百姓们已经向左转，所以劳工党本该更左，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

虽然在劳工党身上已见过很多次，我之前没能识别费斯汀格著作中的这种思想。人们一直在（而且还在）催促着该党向右翼转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政策正确，而是因为追随John Redwood[2]。“选择性”，真是一个礼貌的词。

惊人的是，政治家们则选择了“烟”君子们的反应。自己的观点不被选民们接受，他们调和的方式是争论（事实上，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被接受了。这反过来意味着，政治学中这个“选择性接受”并不是真的，而真正值得玩味的是政治家们认为正确的政策和选民们愿意接受的政策之间的张力。

政治学家还有一个惯用语，适用于选民们乐意接受的一套政策和结果。他们称之为“默许区”。选民们会允许政治家们在小范围发挥一下政策——在区内——而毫不在意。但是如果离开了这个区，太左或太右，惩罚马上降临。

默许区外的党派，是不可能击败区内的党派的。哈佛大学的Pippa Norris有一篇关于2001年（英国）选举的精彩论文，阐释了布莱尔在第一任任期内非常谨慎地呆在默许区内，而保守党则被选民们认为大大出界。保守党人是如何对自己解释的呢？咳，当然是说服自己选民们比自己还右翼得多。这是为什么David Cameron[3]不得不向左移动。他现在的希望应该是，劳工党为了使自己与保守党区分开来，会向左倾斜，从而偏离默许区。

附带地有另一个小小认知陷阱，被政治家们常用于自己。那就是相信默许区会向他们的方向移动；而那些从前被拒绝的政策会被允许实施。

公众的状态确实变化。但即使这个默许区真的移动、变化，那也是缓慢的。而且它总是比理论家们自欺欺人地相信的要小。它一直像紧身衣那么紧。对Cameron来说，“布莱尔继承人”政策，是获得权力的唯一路径。但是一旦他得到权力，又有另一问题。

谁也不能保证，选民们乐意接受的政策能真正运作。布莱尔当选，增加了健康保险的开销，逆转了改革。这是选民们想要的。如果这行不通呢？他们当然是怪布莱尔，而不是他们自己。

如果Cameron希望连任，那他会有一个艰苦的选择。呆在默许区，短期内会受欢迎，但最终会失败。如果在反面恰当谨慎地进行，要在办公室里孤注一掷。过早地打硬仗，做出关键的改革并期待它们奏效，则会出界。我希望他能感觉幸运。